血之孙吴 第1455章 南方霸主（二）
东晋（317年—420年），是西晋皇族南迁后建立的王朝，是晋朝的继续。
永嘉南渡后，司马睿在南北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政权，期间曾多次北伐。
可由于内部不和，除刘裕外，皆以失败告终。
祖逖有望恢复旧土，结果被司马睿挟制。
桓温北伐则先后被前秦东海王苻雄、前燕吴王慕容垂击败。
383年，前秦宣昭帝—苻坚南侵，东晋宰相—谢安力主抗击。
谢石、谢玄在淝水之战大获全胜，南北分立从此而成。
后有桓玄叛乱，自立为帝，最终为刘裕所平。
拥立恭帝，导致大权旁落。
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建立刘宋，再加上北方的北魏统一，从而进入南北朝。
东晋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朝廷由世族把持，先是琅琊王氏王导、王敦，后又有陈郡谢氏谢安、谢玄等。
世家大族中有南下的王、谢、袁、萧等侨姓士族，和本身居于江南的朱、张、顾、陆等吴姓士族。
但世家大族并不真正忠于司马氏，他们本身都拥有大量田地和部曲，有实力抗衡司马氏。
最初有王导主持大局，拉拢江南士族和安排从中原南下的士族，以司马家族作为共同拥戴的对象。
东晋得以稳定，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
但晋元帝以后则内乱频生，如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后期又有孙恩、卢循之乱等。
东晋地处南方较为安定；
永嘉南渡后，大批劳动力南迁，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
东晋施行劝课农桑，使江南得到开发，经济有所增长。
造船业是东晋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造船规模和技术有明显提高。
此外，纺织业、青瓷业、金银制造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制作精巧，品种繁多，工艺水平较高。
………
东晋的统治区随着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由于外族入侵与晋军北伐，北疆时常变动。
蜀地先后出现成汉、谯蜀等国，东南疆域则大致固定。
晋元帝时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带。
成汉占据四川，于347年被桓温灭。
桓温发动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后败于前燕而止。
前秦屡次入侵东晋领土，此时东晋仅剩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十五州。
383年淝水之战，前秦惨败。
隔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黄河、秦岭以南地区。
之后，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逐渐萎缩。
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蜀地、青兖、司豫及关中地区。
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导致关中得而复失。
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
东晋的统治区袭承西晋，虽然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从而导致辖区缩小。
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
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
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
军事上，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
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
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于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藉此篡位。
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
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政治上，东晋朝廷逐渐形成了门阀制度，地方设立侨置州郡。
经济上，东晋劝课农桑、出现庄园经济，江南得到了初步的开发。
然而，汉末三国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到了东晋时期却是愈演愈烈。
赋税上，在淝水之战后，东晋基本恢复了西晋的户调之式。
谢安的王公以下都要交税，而在役者可以免交的制度被改变了。
由此可以见到，人们把役、调对举，服役者不能免调，输调者不能免役。
《晋书·范宁传》所记便有“举召役、调，皆相资须”之言。
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
闻人奭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之言（《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瑾不绝”的现象，王公贵族却是从来不服役的。
淝水之战前要纳税，而战后，也看不到有关他们纳税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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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有所谓“复士”，推其源当始于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后，亲属虽不可荫，世族公卿本人却重新变成了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阶层。
这又是镇之以静方针被破坏的表现。
人口方面，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从而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
同时，滞留在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
当时，主要的流亡潮有六次，分别为
一、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
二、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
三、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
四、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
五、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
六、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
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南迁人口约有五十万，至东晋初南方人口达1050万人。
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
经过近百年较安定的增长，到东晋末人口达1746万人。
都城建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140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业、手工业品的集散地。
城内外的贸易市场就有十多个，来往船只成千上万。
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文化上，东晋时期取得了一定成就，各类诗词歌赋都大盛于东晋。
着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
在绘画、书法方面也有颇杰出的成就，如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都有很高艺术价值。
思想上，东晋一朝，玄学之风相当盛行。
除此以外，魏晋（西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
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
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
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
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
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裴頠、江惇、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
范宁甚至着有《罪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
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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